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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怀仁集王圣教序》中窥王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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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号为天下书法第一人,可惜的是他真迹已经渺然难寻。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王羲之书法,只有临摹本和碑刻。我以为要想研究王羲之书法,从《唐怀仁集王圣教序》入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

  王羲之号为天下书法第一人,可惜的是他真迹已经渺然难寻。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王羲之书法,只有临摹本和碑刻。我以为要想研究王羲之书法,从《唐怀仁集王圣教序》入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
 
  为什么呢?让我们先来看看《圣教序》是个什么帖:《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》刻于唐咸亨三年(672年),现存陕西西安碑林。内容系唐太宗序,太子李治记,与太宗答敕、太子笺答,玄奘所译心经等五者,书由弘福寺僧人怀仁从唐内府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。
 
 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303至361年,唐太宗生活在598至649年,而《集王圣教序》于贞观二十二年(647年)至咸亨三年(672年)历时二十五年完成。唐太宗年轻时便喜欢王羲之书法,并收集王羲之真迹。如果从唐太宗20岁开始计算,距离王羲之去世只有250年左右。在这个时期,王羲之的真迹还是相当多的,而以帝王之身搜求王羲之遗墨,天下真迹尽归之,应当是可靠的。而《怀仁集王圣教序》又是以国家之力搜集王氏书迹摹刻在石碑上面,因此是距离王羲之书法真面貌最为接近的资料。比如刻中所采用的一部分《兰亭序》中的字,就采自《兰亭序》的真迹。在公元647年,当时唐太宗还健在,内府所藏《兰亭序》真本尚未陪入昭陵;而怀仁采集文字的工作在第一个周年里就完成了,因此说《圣教序》的字样直接采自王羲之真迹,这一观点是值得特别重视的。这就意味着《圣教序》碑刻最直接地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“原生态”。这是它的特殊意义之所在。后人总是怀疑王羲之书法,真伪争讼不断,如果以《圣教序》作为判断的基础,相信离真迹不会太远。
 
  其次是其所采集王羲之行书样本的全面性。因为当时二朝皇帝给予怀仁特许,借阅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来摹刻上石,而唐代所藏内府王羲之书帖,据褚遂良《右军书目》记载有:“正书都五卷共40帖;行书都58卷”。其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。虽然《集王圣教序》帖并不是王羲之书法的总集,但却是王羲之行书的集合体,这一奇特的现象恰可以作为研究王羲之书法的有益范本。当然要将此刻直接作为王羲之书法的范本来研究是不妥当的,它毕竟只是怀仁的集字本,甚至是经过怀仁修改的王羲之书法。
 
  历来人们对于《唐怀仁集王圣教序》的评价并不一致。宋朝的黄伯思在其《东观余论》中说:“今观碑中字,与右军遗帖所有纤微克肖,《书苑》之说信然。”而明代的董其昌则认为《圣教序》是怀仁临仿王羲之字体写成的,《圣教序》应为“习字”而非集字。我认为这两个评价都有偏颇,说碑刻中的王字与真迹“纤微克肖”,显然是过誉了。拿从《兰亭序》中集来的四、五十字来比较,那么王羲之的神采风貌依稀可见,但毕竟只能是“依稀可见”而已。从外形上的被改动,从单字上使王羲之书法的风貌更加突出,但这只是突出的“单字”的表现,而其连绵的神采却被削弱了。我们如果将《唐怀仁集王圣教序》与冯承素所摹的《兰亭序》相比较,则《兰亭序》帖中的字之鲜活丰神与《圣教序》中的字之外美少韵应该显而易见的。但你要是像董香光说的只是怀仁的“习字”则未免太过,怀仁虽然也很有书法修养,但《集王圣教序》所表达的丰采,尤其是其在结体上的尽奇态而中,在用笔上尽巧妙乃出神的高超水准,并不是任何人临写其他名家的真迹所能够达到的。所以,明代王世贞在其《弁州山人稿》说:“《圣教序》书法为百代楷模,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物,偏旁多假藉,盖集不得不尔。”此说应当是公允的。
 
  在我研究了《圣教序》书法以后,产生了几点看法:一是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是面貌各异的,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是以变化多端为特色。尤其是章法布置,每篇各所不同。《圣教序》的字已经是经过适度改造的字。总体上能够体现王羲之的基本理念和梗概,但整体的风神应该是有所损害的。二是从《圣教序》碑刻所展示的风貌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唐人书法的意味,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王羲之和晋人风貌。具体的表现是字的排列一字一格,追求单字的完美,变化重视单字的变化而忽视字与字之间连结的变化之趣味。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唐人书法中有突出有表现。三是《圣教序》中的字往往选取笔画完整规范者,而对一些随意而书、笔画变化不规则的字往往不选。我们看到所有被选入《圣教序》碑刻中的《兰亭序》帖中的字都是属于比较完整端庄的字。这里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,唐人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趋向于规范,而非奇变。

编辑:小明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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